公司是具有独立人格，在法律上与它组成分子——股东分离而为独立的法律主体，是一种法律技术的运用。法人制度原为因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为大众的便利及公共利益的处置而创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顺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竞争力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后，企业功能的完成不再由单一企业进行，而是不同形式的企业联合共同完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卫星体系”。然而这种商事企业的联合体，或称之为关联企业、关系企业，利用关联交易逃废债务的现象日趋严重；外商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移转利润，逃避税收，损害我国经济利益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而且关联企业利用转让定价等形式进行关联交易，以求关联避税从而在某种程度垄断市场、牟取暴利，扰乱了我国市场经济秩序。尤其是关联公司通过关联交易、抽逃资金、虚构债务等手段逃避法院执行的问题，一直困扰法院执行工作，加之缺乏相应法律规范为依据。解决关联公司债务的审理、执行问题，亟待提供理论支持和法律依据。如果法人的设立是为了不法目的，或设立法人有反社会的倾向或其它公共利益所不允许的情况，国家自然有权剥夺法人的人格从而否认法人的存在。正如孟德斯鸠提出的那样，“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故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确立我国的法人人格否认原则。本文力图揭示关联交易对债权人的危害，从法律根源上探讨防范关联交易风险的途径——确立我国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一、透视关联交易的本质

    （一）关联交易的定义

    关联交易就是企业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在财政部1997年5月22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披露》（以下简称《准则》）中，称之为“关联方交易”，在国际会计准则24号《对关联者的揭示》（以下简称《24号准则》）中称为“关联者之间的交易”，两准则都将其定义为“是指发生在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在企业财务和经营决策中，如果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则视为关联方；如果两方或多方受同一方控制，也将其视为关联方。这时的控制，是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所谓重大影响，是指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不决定这些政策。参与决策的途径主要包括：在董事会或类似的权力机构中派有代表，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互相交换管理人员等。关联交易在市场经济条件大量存在，但它与市场经济基本原则却不相吻合。按市场经济原则，一切企业之间交易都应该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进行，而关联交易中由于交易双方存在各种各样的关联关系，有利益上的牵扯，交易并不是在完全公开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关联交易客观上给市场交易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二）关联主体的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细则》）第三十六规定，关联企业是指，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着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拥有或控制、其他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关系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国家税务总局于1998年5月20日发布的《关联企业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试行）》第四条规定关联企业主要包括：1、相互间直接或间接持有其中一方的股份总额达到25%或以上的；2、直接或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控制股份达到25%或以上的；3、企业与另一企业之间借贷资金占企业自有资金50%或以上，或企业借贷资金总额的10%是另一企业担保的；4、企业的董事或经理等高级人员一半以上或有一名常务董事是由另一企业所委派的；5、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由另一企业提供的特许权利（包括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才能正常进行的；6、企业生产经营购进原料、零配件等（包括价格及交易条件等）是由另一企业所控制或供应的；7、企业生产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包括价格及交易条件等）是由另一企业所控制的；8、对企业生产经营、交易具有实际控制的其他利益上相关联的关系，包括家庭、亲属关系等。当然，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关联人的范围界定是不同的，有的是原则规定，是否为关联人，应视“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存在与否而定。如《24号准则》和我国的《准则》的规定。有的则是详加列举，对关联人之范围予以清晰界定。可以看出，无论是原则规定，还是详加列举，关联人不外乎存在关联关系的法人或自然人两类，前者以母公司或控股公司为代表，后者以公司的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为代表。应当予以关注的是，在1998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深沪两所《上市规则》第二节中规定了“应当即时披露的关联交易”，其中包括处理关联交易的原则、关联人之范围、回避措施、董事会对关联交易之报告和公告义务、关联交易的豁免披露、不视为关联交易之情形及关联交易临时报告之内容等，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国内对关联交易的最完备规定。该节将关联人为分关联法人和关联人士，且详加列举，较《准则》规定之范围又有所扩大。但是也不能说此规定没有缺陷，例如，该节没有提及上市公司的附属公司的关联人，不能不说是一大疏漏，因为关联人完全有可能通过与附属公司之间的不公平交易而间接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综上，笔者认为，为了严防不公平关联交易，必须对关联人制定更为完备的规定。

    （三）关联公司的特性

    1、关联公司是一种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企业之间的联合体。关联公司的成员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能以自己名义从事商事活动。2、关联公司并不是一种单独公司类型，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它是由资产联系为纽带连结成的企业群体。联合体的意志非所有各企业共同决策形式，而是来自支配控制企业。3、关联公司的联合方式由一个核心控制公司、通过控股、参股等资产联系、合同维系或其他诸如人事、联销等联系手段，在各从属公司之间建立生产、经营、销售或其他关系。综上关联公司的特征可概括为其内部存在“控制”、“统一管理”关系。在关联公司中，虽然各公司在法律上仍表现为“独立人格”，但从属公司经济地位已发生倾斜，有可能丧失独立性，形式事实上不平等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以致沦为听命于控公司，为联合体利益服务的工具。

    （四）关联交易的控制形式及表现形式

    为适应规模经济要求而产生的企业集团，是关联公司的典型形式。关联公司的控制类型主要有资本控制、合同控制两种，派生出的其他控制形式还有人事控制等。1、资本控制。资本参与是形成关联公司的主要方式，许多国家的关联企业就是主要通过资本参与和外部兼并来完成。当一公司投资开办下属公司或占其他公司多数股份资本时，两公司就形了控制与被控制关系，如母子控股公司。2、合同控制。公司之间通过合同方式建立起关联公司，一公司将经营指挥权、支配权交于另一企业。此时控制企业获取的不仅是从属企业的支配权，而且包括利润和资产移转的便利。如松散性的合同联营、特定企业之间的企业承包合同、企业租赁、委托经营合同等。3、其他控制手段。除上述两种控制方式下，采用人事联销等手段，向被控公司派出董事、经理、顾问，或一人同时担任两个公司的董事长或经理，从而取得被控企业的决策权，达到控制目的。通过上述形式集合而成的关联公司，在统一管理、控制的目的指导下，所进行的交易势必只为整个联合体利益服务，而不考虑成员合同的单个利益。在实践中极易产生如下情形：（1）整体裂变。有的公司打着企业改制、资产重组的幌子，分立为几个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有的母公司剥离优良资产投资成立子公司，母公司则成为空壳企业。（2）人格混同。设立“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公司，相互之间资产重叠、利润转移。当其中一个公司负债被执行时，便立即将其名下财产转移，造成无财产可执行。（3）虚假交易。利用合同进行不对价交易，转移公司资产。甚至控制直接或授意另一从属公司与被执行公司虚构债权债务关系，使被执行公司财产转移到关联公司其他公司名下，或者在参与分配时占有较大份额。（4）注资不实。控制公司（投资者）开办从属公司时，实际投入资金与注册资金不符，有的根本未达到法律规定的最低数额。（5）抽逃资金。控制公司（投资者）开办从属公司注册登记时，注入大量足够资金，在从属公司注册后很短时间将投入的资金抽走，造成从属公司悬空经营，导致从属公司不能清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6）股权低价转让，降低企业偿债能力。这些情形已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利益，这些表现恰恰就是利用了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弱点，使这一制度异化为不法者逃避债务，获取法外利益的工具。因此关联公司虽有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积极一面，但也破坏了单一企业体制下的利益平衡，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法律问题。

    二、我国法人制度的立法问题是关联交易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法律根源。

    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企业法人。有限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债务承担责任”。如此刚性的规定，造成了人们对法人人格绝对化的理解，认为法人的债务只能由法人的自有财产对外承担责任，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即股东只在出资的份额内承担责任，投资股东的财产与法人财产相分离。这一法人制度实际上在投资人和所投资企业的债权人之间竖起了一堵有限责任之墙。显然享受该制度的最大收益人就是投资股东，因为该制度中的投资企业只不过是投资人为降低投资风险、谋求最大经济利益而借以实现其目标的工具，或者说是能使股东在生意兴隆时坐享其成，在其经营失败时逃之夭夭的灵丹妙药。出资人既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控制投资企业，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同时，又可利用法人独立人格，把自己的股东责任限于出资内，以避免经营风险并使自己的损失最小化。因此，在如今大量关联交易存在的情况下，这一制度极易产生这样一种局面：法人是独立主体的假定被现实中成员企业利益失衡的经济事实所推翻，关联企业成员事实上须听命于控制公司，其法人人格的独立性丧失，成为控制企业的提线木偶。在成员企业独立法人地位发生动摇后，关联企业利益便与债权人利益发生了冲突。由于关联企业与法人独立人格密切相关，关联交易平衡机制的入手便是法人制度的完善。考察其他国家的立法，他们对关联交易涉及的独立法人问题就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美国对付关联企业的经验被视为这一领域的典范。法院在处理关联企业法律关系时通常可运用这样三个原则：揭开公司面纱原则；深石原则和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原则。其用于保护从属企业债权人的揭开公司面纱原则是指，法院在某些情形下，可揭开子公司的面纱，即否认子公司的法人人格，把子公司及母公司视为同一法律主体，母公司直接对子公司的债权人负责。这些规定无疑是对关联交易逃避法律责任的一种制约，起到了很好的规范作用，促使企业无法滥用法人独立人格，在关联企业利益和债权人利益、股东责任和社会责任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平衡制约机制。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关联企业缺乏在承认法人独立前提下的资格否定制约机制。我们也注意到，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曾分别于1990年12月、1994年3月作出《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公司中被撤并公司债权债务清理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和《关于企业开办的公司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就出资人的责任规定突破了出资人不对公司债权人直接负责，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的原则。但从国家立法层面讲，关联企业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法律尚属空白。因此，我国关联交易之所以对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立法上欠缺法人独立人格的利益平衡机制，为控制企业滥用独立法人人格提供了可乘之机，法人独立人格成为关联企业逃避法律责任的保护伞。

    三、确立我国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防范关联交易，维护债权人利益。

    （一）透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诞生于美国的判例，在英美法系等国家将其称为“刺破公司的面纱”，在大陆法中多采用“公司人格否”说，德国则称之为“直索责任”[1]。所谓公司面纱，即公司作为法人必须以其全部出资独立地对其法律行为和债务承担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与其股东具有相互独立的人格，当公司资产不足偿付债务时，法律不能透过公司这层“面纱”要求股东承担责任[2]。而所谓“刺破公司面纱”，是指在某些情形下，为保护公司之债权人，法院可揭开公司之面纱，否定股东与公司分别独立之人格，含股东直接负责清偿公司债务[3]。因此，公司人格否认表明了法律的这样一种倾向：法律即应充分肯定公司人格独立的价值，将维护公司的独立人格作为一般原则，鼓励投资者在确保他们对公司债务不承担个人风险的前提下大胆地对公司投入一定的资金，又不能容忍股东利用公司从事不正当活动，谋取法外利益，将公司人格否认作为公司人格独立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使二者在深沉的张力中，形成和谐的功能互补[4]。美国法官Sanborm在其判决书中的一段话，常被引为说明合同人格否认这一基本原则：一般而言，公司应当被认为是法人，因而具有独立的人格，但是，公司为法人的特性，一旦被利用为工具，以图挫折公共便利，正当化非法行为，或意图维护欺诈、或作为犯罪的抗辩，法律上应将公司视为无权利能力之数人组合体。因此，可将法人人格否认定义为：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基于特定事由，否认法人的独立人格及出资人的有限责任，使出资人对法人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特点之一是以公司独立人格之存在为前提。只有依法定条件与程序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登记，领取法人营业执照，取得法人资格后，才能针对这种资格予以否认。法人人格否认不仅不是对法人制度的否定，而是对法人制度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另一特点是，其仅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对某法人的独立人格予以否认。显然，法人人格否认是一种典型的个案否定，不及于法人与其他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因此，在理解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时候，应注以下问题：（1）其与公司人格彻底否定不同。公司人格的否认并非是对法人合法、有效，存在的彻底否定，它只是对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借助法人合法有效的外壳从事规避法律义务行为股东的有限责任的否认。所以“公司人格否认”的效力是对人的而非对世的。另外，公司人格否认只赋予了法人债权人追究股东责任的权利，并非赋予了他们申请法人成立无效的权利。这些都与公司人格彻底否定不同。（2）公司人格否认应以公司人格合法、有效的存在为前提条件。从逻辑上讲，若公司的独立人格根本不合法的存在，也就无所谓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更谈不上以此为据否定法人的独立人格。这是法人否认制与法人被撤销或被宣告设立无效的根本差别。（3）公司人格否认只能由法人的债权人提出诉请，不能由法院依职权采用。由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采用的是民法事后调整的方法，所以，法人的债权人因为股东滥用人格遭受损失后，是否追究股东的责任应属于法人债权人的权利。法院只能在债权人寻求法律保护时，才能涉入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在当事人之间以国家强制力对失衡的权利义务加以平衡。（4）公司人格否认适用只能为了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并针对出资人的责任而主张，不得为了出资人的利益而主张。当公司形式阻碍其最大程度地获得利益时，出资人不得主张否认公司的独立性，使自己与公司混为一体，（5）法人债权人只能就因股东滥用法人人格造成的损失部分提出诉请，公司股东也就其滥用法人人格的行为适用法人人格否认而承担相关的民事责任。且公司债权人只能要求滥用法人人格的股东承担个人责任而不能向其他投资者主张。法人人格否认制本身就为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设立，对股东苛求过多的义务并不能实现法人人格否认制的初衷。相反只能使法律出现顾此失彼的尴尬。（6）与公司人格独立制的关系。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绝对不是对股东人格与公司法人人格相分离原则之否认。相反，它恰恰是对法人人格本质的遵守，以维护法人人格独立为使命。它是对法人人格独立的有益补充和完善，两者共同构成法人制度辩证统一两个方面。并且公司人格否认只能公司人格独立一般原则之例外规则。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在我国审判实践中的应用

    我国民商事立法在彻底地接受西方国家法人人格独立及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同时，却忽视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借鉴。在审判实务中，最高人民法院虽然针对虚假出资问题作出带有法人人格否认色彩的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滥用法人人格现象，但终未形成系统而成熟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国务院《通知》和最高法院《批复》虽然规定了出资人应以企业债务直接清偿责任，与法人人格否认原则有相似之处，但两者在运用上存在有不同：第一，适用的条件和后果不同。法人人格否认是当企业存在滥用独立人格情形时，在特定法律关系中否认法人独立人格，案件处理后，公司仍“恢复”法人功能。而《通知》知《批复》只在企业法人被撤销或歇业情况下采取的措施。而且，企业法人按规定清算后，其法人资格经注销登记归于消灭。第二、适用范围不同。《批复》只适用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将个人、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等主体出资成立的公司排除在外。且只局限于企业被撤销或歇业的情形，将正常经营期间的企业排除在外。事实上，审判实践已突破了上述范围限制。第三、责任人承担责任的范围不同。法人人格否认要求实施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行为的主体（如股东、控制人）承担无限责任。而《通知》和《批复》所确认责任人承担的范围则有一定限度，如实有资金和注册资金不符的，在注册资金范围内承担责任，而且所承担的是补充赔偿责任。第三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同。法人人格否认是基于完善法人制度和企业维持的理念，所追求的是矫正偏离法人制度本质的不公平。而《通知》和《批复》依据的是债法中的代位履行原理，追求的仅是债权人债权实现。因此，《通知》和《批复》所采取的只是类似法人人格否认的特殊措施，尚需通过立法上升为一项制度。目前，我国公司法已颁布实施十年，积累大量问题，审判实践中亦总结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创设我国法人人格否认规则已经成熟。笔者认为，未来确立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需要从以下几个问题入手，规制滥用法人人格行为：1、母体裂变等关联法人问题；2、人格及财产混同问题；3、虚假交易问题；4、注资不实问题；5、抽逃资金问题；6、一人公司问题；7、股权低价转让，降低公司偿债能力问题。

    （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在执行程序中的应用

    在公司为对象的诉讼中，胜诉的公司债权人能否使具备法人人格否认要件的公司出资人受既判力、执行力的约束呢？这是未来的法人否认制度必须回答的问题。从公司法、民事诉讼法中我们无法找到答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执行规定过程中则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例如关于被执行人无法人资格，应否裁定定变更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承担全部责任问题，原来的草稿曾经写入过，采取肯定态度，后来《执行规定》最终没有写。如《执行规定》第80条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该条规定一方面确定了绕过公司而追究股东责任的制度，但又把这种股东责任限定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资金的范围内。理论界很多学者也主张执行过程中，不应对公司的法人资格问题进行实质性审查，只应以工商登记为准。公司是否确实具有法人资格，需要有其它事实认定和法律解释，应当是实体审理的问题，要通过审判机构来审理确定。因此，今后凡在执行中遇到被执行人可能无法人资格的情况，还应提请作出生效法律文书的机构来作出变更被执行主体的裁定[5]。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1997]法经字第389号《关于执行程序中可否以注册资金未达到法定数额为由裁定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问题的函》中亦认为，在执行生效判决过程中，以被执行人注册资金未达法定数额为由，裁定变更被执行主体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

    从诉讼法的基本理论来讲，当涉及新的当事人承担实体责任时，一般应当经过审判程序作出判决来确定。但由于我国目前民事诉讼制度尚不发达，审判力量还受到种种限制，通过重新提起审判程序来认定法人资格存在与否，进而决定是否变更被执行主体，显然徒增讼累，增大诉讼成本。而且，原判决中确定的责任人不断变化，尤其关联企业中原被执行人法人资格丧失和逃避债务行为往往在执行过程中频频出现，如果由执行机构直接行使这项权力，比较简洁、迅速，有利于提高执行效率，保证生效法律文书及时有效执行。因此完全有必要在未来有关执行程序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引入法人人格否认的规定。